帝国余晖:1910至1911年东北鼠疫的反思

扑灭鼠疫

自清外务部委派的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到哈尔滨后,并以陆军围守傅家甸,严格断绝交通,东三省总督锡良要求地方人员,协力配合伍医官以图扑灭鼠疫。

1911年2月以来,疫情衰减,染疫各地区,数日偶有发现,渐起渐灭。2月17日,锡良请北京军机处向皇帝代奏中,称:“哈尔滨业已渐杀,长春、呼兰亦稍轻减,三省各省城日毙数人至二三十人,未甚剧烈。”2月20日,清朝摄政王载沣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现在哈尔滨等处,成效渐著,日见轻减,著民政部、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督抚,督令各属赶速清理,务期及早扑灭,勿稍玩延。”在清朝中央和东三省地方政府的严厉督促下,伍连德在傅家甸倡导的防疫法作为范本,在东北、河北及山东等防疫地区加以推广。

哈尔滨鼠疫最为严重,死亡人数最多,“故哈埠疫势炽,三省疫势皆随之而炽,哈埠疫势衰,三省疫势亦随之而衰”。 1911年3月1日夜0时,肆虐近四个月的大鼠疫,死亡人数为零。随后几天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亡人数骤减,3月9日,东三省死于鼠疫者:零。

1911 年 4 月 24 日,东三省总督锡良等电奏陈明:“三省疫已肃清,并拟宣布中外周知”。进入四五月份,鼠疫在东北全境销声匿迹。

惨烈代价

鼠疫源自俄国边境小镇达乌里亚,1910年10月23日,满洲里出现第一例鼠疫病人,随即从满洲里开始,疫灾沿中东铁路线一传海拉尔,再传至齐齐哈尔,三传而趋重于哈尔滨,哈尔滨为三省交通枢纽,为疫情的重心点,俄国境内回国及东北北部南下的工人,都荟聚于此。疫情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北地区,并且向关内发展,波及到直隶、京畿、山东等地。。鼠疫传播迅速,而当时亦无有效办法治愈,所以“一经蔓延,便无从灭减,染及一城则一城墟,染及全国则全国烬”。

哈尔滨居当时吉林全省最北,为东三省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故吉省疫祸酷于三省,而吉省北部疫祸尤酷于全省”。东三省鼠疫蔓延66州县,死亡人数总计达到43972人。当然,这只是得到确认的数字,实际约有近六万中国人罹难。

肺鼠疫过后,1911 年5月,距离大清帝国覆灭尚有半年,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总结本次鼠疫经验、教训。

一、总医官负责制,官员为辅

疫起之初,由于清政府反应堪称迟钝,加之受当时医疗水平限制,鼠疫蔓延成灾。1910年11月中旬,傅家店的地方官也与中俄医师进行会谈,决定在哈尔滨采取防疫措施。

东三省总督锡良担心哈尔滨的鼠疫防治工作倘若失败,恐怕会波及奉天、关内乃至京师,对人民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故从奉天医院派出两名医师到哈尔滨支援防疫事业。但委派的医师都没有很好的找到鼠疫防治办法,同哈尔滨地方配合不佳。此时,受清外务部委派指导东北鼠疫防治的伍连德来到哈尔滨。

当时控制疫情的繁琐和列强的诘难使清政府焦头烂额,不胜其烦。1910年12月31日,外务部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黑两省巡抚,称:“伍医生明于医理,一切应办事宜自应授予全权,并由地方官绅协力辅助。”在名义上授予伍连德指挥防疫的权力。

由于地方和医生配合不力,各国医生意见不一,难以协调防疫工作。最终令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震怒,决定大力整顿人事,调整机构,时任吉林西北路道的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等官员, 皆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职。1911年2月20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用一种责备地口吻称:”东三省时疫流行,地方官防范不密,以致蔓延关内,直隶,山东两省,先后传染,日毙多人,朝廷殊深悯侧。”

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严厉督促地方官员,防疫以总医官为主,官员为辅,各地官员在防疫方面无指挥权,可有权限参议,总医官做出决策,官员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此时,大清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在人力、权限和经费等方面,可以不受约束的推行自己的防疫方针和路线。伍连德等人制订章程和规则,明确官员和医官的职权。经过使之有效的大力整顿,东三省防疫工作的景象大有改观,最终扑灭肺鼠疫。

  二、迷信、习惯以及忌医

韩国的新冠肺炎危机,韩国牧师全光勋称“在室外根本就不会被感染是事实”,“得病死了也没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死”,并高呼“哈利路亚”

在一百年前伍连德的防疫团队,同样遇到了来自缺乏科学常识的西方传教士对防疫工作造成障碍。傅家甸一座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声称,只要信仰虔诚无需惧怕鼠疫。在神父染病身亡后,防疫局及时采取防疫措施,挽救了剩下几十人的性命。

东三省习俗,迷信多来自宗教,有喇嘛红教、回教及耶稣、天主教。然而各种宗教势力薄弱,还不能影响到防疫工作。对防疫影响最大的是普通民众迷信天命、鬼神之说。把鼠疫看成是天祸,生死有命。他们迷信鬼神之结果,有求仙方医治者、有持斋祷祀,坐以待愈者,盖以为有神护我,无须此也。所以,听之任之,对防疫工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地方官对这种想法也“不免姑息因循,对于防疫事宜不能严厉进行,迨至疫事蔓延,一泻千里,贻祸生民。”

防疫期间,不但普通病人忌讳看医生,感染鼠疫者更惧怕就医。惟忌医有两种:一为绝对的忌医,此类人平时有病即少看医生,疫病期间,看到强制诊治及隔离者无生还者,于是“初犹仅忌西医也,后并中医而忌之”;二为相对的忌医,此类人忌西医不忌中医,中药味他们所熟悉,西药又不认识。看西医时候多听到疫病不可治,而中医自翊能治好疫病。病人看西医无生还,中医则报告治愈者不少,其实治疗好的,有的不是鼠疫。

三、乡土与伦理观念

东北的劳工,以山东人为主,河北人居次,临近春节,很多人开始准备回老家。在鼠疫流行早期,适逢冬季,哈尔滨的大部分居民惊恐万状,通过各种交通方式甚至步行,争相逃离。急于回乡过年的劳工又不自觉地成为鼠疫的传播者,加速了鼠疫的蔓延。东清、南满铁路未断交通为传播主线,鼠疫从铁路沿线城市传播到农村,则主要是与山东籍外出务工的人员返乡,人口移动造成的。

中国方面因为担心肺鼠疫蔓延到关内,特别是北京;日俄在东北地区也有既得利益;山东的德国、长江流域的英美都担心鼠疫蔓延损害他们的利益。日俄开始在东北的各主要交通线严加防范。日本的南满铁路,于1月14日全线停驶。几天后,中东铁路,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然而,满铁实施的拒绝中国人乘车的举措,反而导致山东苦力,们徒步赶路,结果,肺鼠疫从铁路沿线开始向内陆扩展,沿途可以见到很多苦力的尸体。东北南满铁路沿线个别地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蔓延。

1911年2月17日,锡良奏报三省疫死人数并防卫困难情形电,称:“我国无防疫之法,商民狃于习惯,对官府之禁阻交通,则以为虐政,每遇实行隔离消毒,百计抵制,谣诼繁兴,甚至疫毙之尸,藏匿不报,以致蔓延未已,传染甚烈。”在这样的情况下,锡良建议清政府动用军队阻止山东苦力越过长城的决定。而“这些可怜的人们都遭遇了守护通道的部队,他们身无分文,只能待在瘟疫肆虐的乡下。”然而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的行为。

杜绝传染的办法唯有两种:1.隔离;2、消毒。此两种办法并不适合清末社会上的心理,民众反对强烈。中国家庭以团聚一堂,其乐融融,而生离死别,尤视为最苦。把病人隔离,亲人不能伺候,不能探望,有骨肉分离之痛。我国看重保护尸体,入土为安,火葬消毒绝对不能接受。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应该速殓,悲痛的家人按照传统习俗,多择期殡殓;疫毙尸棺,应该速葬,而丧家多停棺不葬,贫困人家停放三日或七日,而富裕人家则停至经年。棺木埋葬掘土又浅且不消毒。还有一些疫死者家属坚信“近来土王用事,不肯及时掩埋”。

部分民众落后的观念对防疫工作造成极大的障碍。据当时报告说:“三省风气初开,民智幼稚,……至于种种消毒法,非所习见,尤不免相率疑惧,梗阻横生。”

四、生活的状况与卫生习惯

东北大多数民众没有卫生知识,华工寄宿的客栈,一般条件简陋,导致感染惨烈,往往店主和客人同殉,变为废墟,如哈尔滨傅家甸,奉天附近火车站都是此类情况。

鼠疫感染,经过呼吸、痰液、衣服、器物等途径,东三省患病者多是一般劳动者,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奔波,容易接触到鼠疫患者,至于社会上层患者寥寥无几。劳动者多从事特殊行业,“所谓特殊营业者,均具有一种容易感染之性质,若妓寮,若剧场,若饮食肆,若旧货商,若澡塘、理发店及其他不洁营业,大半居止湫隘,人类杂稠,能免感染者实鲜”。

当时东北肺鼠疫患者的职业分布情况的调查,一般劳动者占百分之八九十,而苦力为多数。一般民众所穿衣服数月不洗,衣服脏秽,更易糜集毒菌,又习惯堆放潮湿之处,恶气熏人,又不经常在阳光下暴晒。至于饮食,多喜欢吃葱蒜,腥臭所逼,令人掩鼻。腐败鱼肉及病死猪羊牛驴等也甘食不顾。鼠疫病死者的所余的米面蔬菜,不洁食品,亦不抛弃。

东北民居多矮小的房屋,火炕占据室内一半,每炕少者卧三四人,多者五六人,七八人不等,又在一起吃饭。时至冬日,窗纸密糊,不通针孔,空气流通不畅,真是“即无疫疠,亦甚危险”。

遏止谣言

在东北鼠疫期间,民间流传出许多谣言,其中流传最广泛的谣言有日本人投毒井中,中俄即将开战,瘟疫蔓延及死亡人数等等。为了禁止谣言,清政府采取了应对措施,保证民众知情权,民政部要求各地方政府自1911年1月16 日起,“京外报告防疫每日奏一次”,同时,民政部还命令各地防疫局将每日的防疫报告“按照呈部式样,逐日缮送各国使馆一份,不得遗忘”。同时,各大报纸还及时公布每天的疫势情况,这个报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染鼠疫死亡的患者,一部分是正常病死者。

最后,鼠疫基本消灭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公布了这次鼠疫的蔓延地及官方统计的死亡总数。防疫的透明公开,有力地遏止了谣言的传播,稳定了民心。

综上所述,鼠疫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自然灾难,如果不是伍连德以科学原则推动建立现代防疫体系,死亡数量将会更为巨大。清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及各国联合防疫的行动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里最终扑灭了大鼠疫。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在覆灭前的黑夜,闪耀出一束绚丽的光芒!

 

参考资料:(清)张元奇等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雪狼刀风

陈文龙,1967年出生,黑龙江省大庆市人。高级经济师、摄影师、户外旅行者。从事教育管理工作近三十年,研究主要方向为远东近代史、中俄关系史和中东铁路历史。黑龙江省级领军人才梯队-中俄关系史学科的骨干成员,黑龙江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哈尔滨市地方志学会会员,一点资讯签约作者。近年来自费考察中东铁路,并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地理》、《铁道知识》、《看历史》、《环球人文地理》、《中国地名》、《华夏地理》、《黑龙江史志》、《北国旅游》、《哈尔滨史志》、《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大庆日报》、俄罗斯赤塔日报、俄罗斯效果报(周刊)等杂志报刊以及网易、新浪、搜狐、凤凰网和中国国家地理等国家主流网站,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东铁路历史建筑现状调查的文字和图片。联系方式:jinsedao@126.com 1384599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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