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深秋，一位身材魁梧、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哈尔滨道里电车街9号那栋三层红砖小楼前驻足凝视，久久地不愿离去。
这位老人就是被人们称作“红色特工”的姜德。眼前的这栋房子就是1947年时东北民主联军三处（负责电讯情报）的电台机房，姜老就在这里任电台的台长。当时，为保密起见，这栋楼对外称“新华总分社”，战况每天就从这里滴滴答答地发向各战区，发向军委总部、发向西柏坡……
记得是在2006年4月28日，我们在波斯特酒店举行“纪念哈尔滨解放60周年”活动，抗联老战士、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同志应我邀请也前来参加这次活动。会议开始前，我向李老请教苏军出兵东北的一些情况，李老对我说当年苏军出兵东北时有一个远东特遣队，参与这次行动。这些人都是由抗联战士组成的，姜德同志就是参战者之一，你应该去采访采访他。在陈雷同志的秘书、我的好友张智深的安排下，在道外区一间简陋的住宅里，我见到了抗联老战士姜德同志，他向我讲述了他大半生的革命经历和战斗故事：
我的家在黑龙江省绥棱县。我的叔叔叫姜殿才，他1937年就参加了抗联，在第三路军六支队当侦察员，所以我的家就成了抗联的情报站，1940年我刚15岁，就帮助抗联送情报、搞药材。当时伪满洲国和日本鬼子搞“围剿”，一些抗联队伍只好撤到苏联去了，只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斗争。我家由于经常有抗联战士出入，就引起了警察署的注意，1943年9月份，我们家来了两个伪警察搞调查，因为当时警察署只知道我们家常有生人来，不知道这伙人是抗联的，也不知道这伙人有枪，就大摇大摆地进了我家正屋。当时我叔叔姜殿才和六七名抗联战士住在我家的下屋（东北的厢房），看到来了俩警察，就带我和另外几名战士向房后的糜子地里跑，警察发现有人跑就在后边追，刚一进糜子地，抗联战士就开枪了，跑在前面的警察当场被打死，后边的警察一看同伙死了，扭头就往回跑。到了晚上五六点钟，警察署开来了四五辆大卡车，来了好几十人把我家围上了，最后把我父亲、母亲、两个嫂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妹等一家十五口人全部抓走了，临走还把我家麦垛点着了。我父亲和全家被抓到警察局后，伪警察和日本兵给他们用尽了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大挂，折磨了一个多星期啥也没问出来，才把人放回来。由于受刑过重，回来不久，父亲和嫂子还有叔叔家的堂姐就先后去世了。
我和叔叔等人跑出来后，没有地方可去，大家就决定进山找抗联部队。由于出来时什么也没带，我叔叔就提议抢恶霸地主田真家。夜里十点多钟，我和战士们冲进田真家绑了田真，将进山需要用的盐、洋火、衣服和一些干粮装进麻袋，牵上几匹马，驮着东西就出发了。走出三十多里地，天也亮了，敌人也追来了，我们就藏在高粮地里，有一匹马叫唤，我们怕被敌人发现，就把那匹马杀了。一直等到天黑，敌人撤走了，我们才进山。在山里走了半个多月，终于找到于天放领导的抗联六支队。
于天放往苏联那边发电报请示怎么办，苏联那边的抗联领导同意我们去苏联。临走时，于天放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去后学习收发电报。就这样我和几名战友边走边打，冲过敌人封锁线，走了大约半个月才进入苏联。当时在苏联的抗联营地分南野营和北野营两个地方，周保中、李兆麟率大部队驻在北野营，南野营是抗联驻在苏联的一个训练情报人员的学校，这个学校归苏联远东情报局管，校长是苏军中校劳庄林克，教员有中国人张维国、刘世林等人。就这样，我就开始了情报生涯。
1944年6月，经过近八个月的学习，我基本上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双城子”（苏联乌苏里斯克）的电台上，每天负责与潜伏在哈尔滨的一个情报组联络。这个情报小组设在日军王岗机场附近，他们每天都将机场的飞机型号、飞行训练情况以及其它情报定点报到苏远东情报局。这项工作一直干到1945年的4月份才结束。不久我被调到李明顺那里。李明顺也叫李天德，是抗联战士，也从事情报工作，当时苏军给他授的是少校军衔。我和赵魁武、孙成友三人分到他的组里，归他领导，那时候苏德战争快结束了，苏联已开始做出兵东北的准备了。
1945年的8月9日，早晨4点多钟，苏军开始行动了。10号早晨，远东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来到李明顺家，让我们做好准备，然后乘飞机空降到东北执行侦察任务。
那时候，我们在苏联看见过飞机，但从没坐过飞机，也从未经过跳伞训练。现在前方战事紧急，我们也都顾不上这些了，毕竟要回祖国打鬼子，大家都准备豁出去了。10号那天，我们每个人准备三套衣服，一套日本军服、一套苏联军服、一套老百姓的衣服，我还要背电台，带上一把手抢；其他三人每人是三件武器，一支苏军的转盘式冲锋枪、一支手枪、一把匕首。还有吃的、传单等物品忙了一整天。出发时我们都穿着的是日本军服，李明顺还佩戴着日军少佐军衔。但这次究竟会空降到哪儿，只有李明顺知道，我们三人都不知道。晚上9点多钟，远东情报局用汽车把我们拉到了机场，一下车就看见机场上停了三架飞机和不少小汽车。我们上了第二架飞机。这架飞机共装了六个行动小组的人，每组都是四个人，总共二十四个人，都是情报人员。我们这四个人被编为第四组。
飞机起飞不久，就到了边境。日本的防空炮火打得很猛，满天都是炮弹炸开的火球子。大约飞了半个小时，机舱门打开，我们就都跳下去了。我年轻，装备少，所以下降得很慢。我往下一看，下面只有两个白伞，不一会就没影了，等我降落在稻田地里后，就赶紧割断伞绳，背好电台，用电筒与李明顺联络。到了预定汇合地点，发现少了孙成友，后来我们在窝瓜地找到了他的尸体，估计是降落时伞没有打开摔死了。天亮后，我们就进了附近的屯子，求老百姓帮忙找了一个柜子，把孙成友掩埋了。到了中午，从牡丹江方向坐车来了20多个日本兵到这个屯子，李明顺就问伪保长是谁报告的日本人。伪保长交代说是他报告的，李明顺掏出手枪把伪保长打死了。然后我们三个人撤出了屯子，隐藏起来。
当天下午，有32名日本军官和士兵从穆棱方向溃退下来，闯进屯子，逼迫老百姓给他们做饭吃。李明顺和我们俩商量，决定乘日本兵吃饭不注意时，给他来个突然袭击，消灭这伙日寇。于是，我们和做饭的妇女安排好，在鬼子吃饭时，我守住门口，他俩一齐冲进屋，端着装有71发子弹的转盘枪一顿猛扫，打得日军鬼哭狼嚎，从窗户跳出来一个鬼子也被我一枪打死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32个日本鬼子全都被我们消灭了。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特别痛快。消灭这伙日军后，李明顺马上召开全屯子大会，向老百姓说我们是中国人，是从苏联回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是打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统治中国十四年，干尽了坏事，现在苏联红军已经出兵东北，帮助我们打鬼子，希望年轻人站出来，拿起武器和我们一道打鬼子解放全中国。讲完后，不少青年人就报名参加了抗日小分队，我们把缴获的枪都发给了他们。
正在我们率领抗日小分队不断地袭击溃退下来的日军的时候，我们收到苏军指挥部的电报，让我们重点侦察牡丹江市一带的敌情，因当时苏军已基本完成了对牡丹江的包围，但驻扎在这里的日军仍在拼命抵抗。当我们侦察到牡丹江日军有要乘火车逃跑的迹象时，及时向苏军指挥部作了汇报，苏军就用火炮将牡丹江桥炸断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很快，牡丹江解放了，苏军指挥部让我们撤回苏联。当我们向老百姓告别时，全屯子老百姓杀猪、宰羊，流着眼泪为我们送行。我们临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我们三个人率领的这支抗日小分队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缴获步枪320枝，还有大量子弹、手榴弹、刺刀等武器。我们返回苏联后进行了短暂休整。
1946年我来到哈尔滨，在东北民主联军三处电台工作，1947年2月，我随东北民主联军南下，仍任电台台长。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经衡阳下广州，一直打到海南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又被调到丹东志愿军司令部，任电台一分队队长。在朝鲜，我经历五次战役洗礼，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我才奉调回国，到军委通信兵部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转业来到哈尔滨市粮食局。工作没几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我在苏联的经历，自然就成了“苏修特务”，在单位被关押了一年后才放出来，后又被监管了一年，家也被抄了，许多当年珍贵的资料、照片都不知了下落。“文革”结束后，我恢复了工作，在哈尔滨市粮食局任工业处长，直到1980年离休。
回想起我这大半生为了革命事业，虽吃了不少苦头遭了不少罪，但我从不后悔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为我这一生感到骄傲、自豪，虽然我没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这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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