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罗登贤-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与哈尔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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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移民之城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时日起，就开始蒙受马列主义的影响，笼罩红色的光环了。当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云笼罩在中国神州大地上的时候，无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经由哈尔滨去十月革命圣地，去追寻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哈尔滨，对于他们而言，具有一种前瞻意义；而对于哈尔滨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曾经留下过这些伟人的足迹，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身，就是哈尔滨的光荣和骄傲。

第十五篇 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罗登贤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后的不久，在哈尔滨道外头关街牛甸子岛上的共产党员冯仲云家，罗登贤召集了北满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罗登贤庄严表示：“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形势十分险恶，11月间，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1931年12月，罗登贤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并将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当时尚未陷落的哈尔滨，当时李杜、冯占海的部队均在哈尔滨。正确的工作策略和全民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使党组织和其他抗日组织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登贤曾任满洲省委书记，他是东北抗联的主要组织和创始人，他就曾经住在哈尔滨地包的铁路工人家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罗登贤，原名罗举，化名光生、达平、何永生，1905年生人。广东顺德南庄紫洞格巷村人。他是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著名领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驱这之一。他1925年入党。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曾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广东省委常委、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参加市委常委工作。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曾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前线作战。1928年夏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递补为政治局委员。1929年至1930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在上海等地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夏天被派往东北，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满洲省委领导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11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积极组织党员和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2年初，抗日战争的烽火正燃烧在东北的崇山峻岭和中东铁路的铁道线上。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住在哈尔滨小地包一个铁路工人家里，领导和指挥着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罗登贤是1931年1月，在上海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他被委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2月25日,他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再次研究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决定派干部到各地指导创建抗日武装。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杨林、冯仲云等人先后被罗登贤同志派赴各地创建东北抗日联军 ,到李杜、马占山、王德林等抗日部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到吉东、海伦、磐石、海龙、东满、珠河、汤原、巴彦等地创建反日游击队。 他还团结原东北军、农村中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武装，一起抗日。这些游击队使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他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哈尔滨，他领导中东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在哈尔滨工大，他发动大专院校学生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他发动珠河、东满地区农民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

罗登贤是“九一八”事变后,把满洲省委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组建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写上了他的名字,把他在抗日救国中的功绩载人史册。

1931年底，东北大好河山已被日军完全占领，残暴的关东军对抗日救亡组织加紧血腥镇压，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地下斗争处境更加困难。这时候，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形势，及时调整省委的工作重点，确定由城市转到农村，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并以此为核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可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却指示满洲省委要在城市游行示威，组织飞行集会等活动。罗登贤深感以这种方式开展活动，完全脱离实际，只能暴露目标，导致革命骨干不断被捕、被杀，因而，必须当机立断改变斗争方式。

有一天，罗登贤看到党内的《红旗》周刊上发表了伍豪（周恩来化名）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当前的任务》。文章里说：“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坚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章号召发动全国工人、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罗登贤马上将文章读给大家听，组织讨论，并同周保中、杨林等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和《义勇军组织法》，提出“我党必须发动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将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这个提纲，后来成了满洲省委指导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

罗登贤重视统一战线，善于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1931年11月，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将军领导部队在嫩江桥开始抗战。战斗刚刚打响，罗登贤就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赴战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抗战。

罗登贤领导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十条纲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义勇军的进攻和屠杀群众；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创建红军，武装保卫中国，保卫东北劳苦群众；动员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与义勇军联合反对长官妥协、投降等。省委还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党组织放弃对义勇军领导的错误，要求加强对义勇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1932年３月，罗登贤首先派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去吉东地区发动组织农村武装队伍。

周保中在宁安县几经周折，找到了地下党组织，迅速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省委的指示，号召在农村组织抗日武装。他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工农民众起来武装抗日。周保中到东北救国军李杜部开展工作。经救国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李延禄（中共党员）推荐，李杜先后任命周保中担任救国军总参议、联合军总参谋长、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尔后，周保中又和李延禄成功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分别担任军长和党委书记。

周保中赴吉东后，罗登贤接着又派张甲洲、赵尚志等到巴彦、珠河开展工作。张甲洲等到巴彦县迅速组织200多名青年成立抗日游击队，因其中大学生较多，群众称之为“大学生抗日队”。

为加强游击队的领导，罗登贤还派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担任政委。不久，这支游击队迅速发展到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巴彦、呼兰、绥化、庆安、铁力一带。游击队在群众支持下，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越战越强，逐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罗登贤先后派杨林、杨佐青和杨靖宇等去磐石县活动。磐石县位于吉林市的南部，长白山的西面，地形复杂，山高林密，远离大城市，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满洲省委就在磐石县建立中心县委。杨林和杨靖宇到磐石地区后，发动朝鲜族抗日英雄李红光等，在原有群众性组织“打狗队”基础上组建工农游击队，很快发展到８００多人，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1932年10月，罗登贤派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作为省委代表去汤原巡视工作。冯仲云临行前，罗登贤和他彻夜长谈。当时，罗登贤正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批判，但情绪并不消极。他激动地对冯仲云说：“我坚信，东北三省不会灭亡，劳苦大众的抗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群众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罗登贤还详细布置任务，交代工作方式、方法。在冯仲云动员组织领导下，汤原县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从1931年初到1932年，在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先后派出100多名党团员干部，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抽调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小组和支部，掀起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的新高潮。

正当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艰难发展时，王明 “左”倾路线，却要求“实行土地革命”，甚至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建立东北苏维埃与红军”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他们无端怀疑、排斥东北军爱国将领的抗日行动，指责他们“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服从国民党领导”，要求义勇军中的党团员组织哗变，拉出队伍创建红军。

这些错误指示，严重影响了中共和东北义勇军的统战合作关系，不仅不为各阶层群众接受，严重妨碍抗日斗争的发展，而且在满洲省委内部也引起思想混乱。

1932年６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会议”，批判罗登贤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搞满洲特殊化”，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指示在农村不折不扣“打土豪、分土地、斗地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荒唐要求组织巴彦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攻打哈尔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他们委派李实担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取代了罗登贤。同时，将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任命张甲洲为军长，赵尚志为参谋长，派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吴福海为政委。

从此，东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再也不提抗日统一战线，改为执行“打土豪、分土地”政策。由于路线不同，抗日队伍分裂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游击队受到敌人的内外夹攻伤亡惨重，东北的抗日民主联军面临瓦解的边缘。

而且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们，竟然以张甲洲、赵尚志忠实执行罗登贤的“满洲特殊论”、推行“富农路线和军事投机军官路线”等罪名，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的党籍。罗登贤也被撤消了满洲省委书记职务，无可奈何的被调往上海。

罗登贤自幼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长大。1925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他1927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六月，他到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0年二月，他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月，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同年夏天，他被委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

罗登贤是1931年秋天来到哈尔滨党的联络点冯仲云家的。据冯仲云的夫人薛雯回忆说：“他是瘦高个子，那天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来。他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北满特委书记等，常在我家开会、商谈工作。他还时常讲一些革命道理开导我，经常说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在实际工作中去不断提高……有一次，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原来是一名学徒工，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帮助下，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地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后来，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活动。在这些实际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当时，我刚刚入党，对革命的认识很肤浅，他的开导给了我很大帮助。罗登贤精明强干，富有政治敏感，处事果断，深受大家尊敬。”

罗登贤，是广东省南海县人，1905年出生。自幼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长大。1925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他1927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他到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0年2月，他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月，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同年夏天，他被委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

罗登贤是1931年秋天来到哈尔滨党的联络点冯仲云家的。据冯仲云的夫人薛雯回忆说：“他是瘦高个子，那天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来。他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北满特委书记等，常在我家开会、商谈工作。他还时常讲一些革命道理开导我，经常说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在实际工作中去不断提高……有一次，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原来是一名学徒工，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帮助下，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地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后来，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活动。在这些实际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当时，我刚刚入党，对革命的认识很肤浅，他的开导给了我很大帮助。罗登贤精明强干，富有政治敏感，处事果断，深受大家尊敬。”

“九一八”事变后，在尚未接到中共中央具体指示时，罗登贤立即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特委领导干部开会，分析政治局势新变化，研究斗争对策。

随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20日和10月5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宣言与决议，同时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发动农民暴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关东军情报机关把中共满洲省委列为重点打击目标，迅速组织宪兵特务力量，进行疯狂镇压。当年11月，满洲省委机关在沈阳遭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等相继被逮捕，党的组织系统陷入瘫痪。
危难时刻，罗登贤受命组织新满洲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他迅速将省委机关紧急转移到尚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哈尔滨。
当时，周保中任省委委员，赵一曼任哈尔滨工会书记，赵尚志任军委书记，杨靖宇担任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冯仲云开始担任满洲省委秘书处长、省委巡视员，后来任省委秘书长。1931年11月，哈尔滨寒风刺骨，罗登贤到冯仲云家中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东北党的任务是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大规模组织群众武装，扩大抗日战争，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满洲。当时，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情报信息和活动经费均已中断，满洲省委孤悬北疆，处境十分困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疯狂入侵，东北各地政治、武装组织观点不一，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形势，及时调整省委的工作重点，确定由城市转到农村，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并以此为核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在那个东北沦丧、中华民族面临行将灭顶之灾的危险时刻。罗登贤就是这样在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

罗登贤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短暂的一生从未计较过丝毫个人得失，他同所有牺牲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样，用他二十八岁的年轻的生命，换取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与廖承志陈赓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国民党法官在法庭上宣判罗登贤地罪名是参与反动活动，罗登贤义愤填膺。他他愤慨地质问法庭：“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和日本鬼子作战，这难道就是我的反动活动吗？”国民党法官哑口无言。

罗登贤的被捕，在上海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震动。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卑劣行径，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高度赞扬了“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全国人民起来营救，“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们，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经过宋庆龄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陈赓获救，罗登贤依然被关押。宋庆龄等曾到监狱探望罗登贤，只见在狱中，他遭到酷刑折磨，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还领导狱中难友与敌人作斗争。

但是，他依然对前去他的朋友和记者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

８月29日凌晨，国民党还是在南京雨花台将罗登贤残忍地杀害了。罗登贤就义时才仅仅28岁！临刑前，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说，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不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罗登贤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罗登贤牺牲后，上海出版的《中国周报》发表文章，高度赞扬“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

罗登贤，这么一个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而是在民族危亡的悲壮时刻，死在自己的同胞之手，这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千古遗憾？整个中华民族、所有中国人民，都应该好好学学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敲响时代的警钟，让这样的历史悲剧别在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