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的年月是让我难以忘怀的。1968年12月5日，父亲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把19岁的三哥送到农村插队。可是自从三哥下乡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
那时人们吃粮是定量的，学龄前儿童是18斤，小学生是28斤，中学生是32斤，那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私粮。三哥下乡了，户口粮食关系都迁到了农村生产队。家里除父母还有四哥、我和两个姐姐。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1969年时，我四哥15岁，二姐13岁，三姐11岁，我9岁，正是长身体饭量大增的年龄。
越是粮不够吃，越觉得填不饱肚子，三哥饭量大，在农村生产队肚子里没有油水，回来一次猛吃不算，走时母亲还要塞给些粮票带走。本来就不宽裕的家，生活每况愈下。每到月底差四五天的时候就断粮了，这样就得出去借粮。生活中从没向别人伸手借过东西的母亲，东家借一碗，西家借一瓢，到月初再马上还给人家。我时常看到父亲愁容满面戴着老花镜翻看粮本，而每次三哥回家来，母亲看到他消瘦的脸都偷偷地流泪。那时我还小，不明白这里的事。
资料片： 当年的大锅饭 图片来源
那个时代的孩子没有零食可吃，放学饿了或玩累了只能回家吃点剩饭或干粮。父亲为了控制我们几个孩子吃零食，把干粮篮子悬挂在棚顶端，我们蹬着凳子也够不着，一天饿急了就把两个凳子摞起来爬上去，那也够不着，只好再拿一个凳子举起才把干粮篮子托下来，这也算是急中生智吧。有过60年代初抗饥饿经历的父母，到秋天买了许多秋菜，把一些白菜帮晒成干菜，冬天煮了做馅包菜团子，早晨或晚上煮小米粥时加一些干菜和土豆、胡萝卜，勉强填饱肚子，只有这样才能把供应的粮食吃到月底。到了夏秋季节有了些好转，三哥每次回来都带些青苞米缓解粮食不足。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三哥招工到大庆当了石油工人，他不但恢复了粮食关系，每月还有20斤的工种粮票可以贴补家用。
事情已过去40多年，但那些家事像刀刻斧凿一般留在脑海里抹不掉。因为它见证了粮食短缺的窘境，但留给我的记忆非渐行渐远。
现在终于好了，我们再也不用因为粮食不够吃发愁了，粮票、布票等当年极金贵的票证，也早已成了收藏品。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父亲、母亲要是能活到现在，看到我们不再窘迫的生活，那该是何等的欣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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