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小巴黎”:传奇与被遗忘的屈辱记忆

表面上看起来,中央大街是因其建筑和街道的欧洲风情而被誉为“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但回溯这一名称在20世纪初的产生过程,却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成因。然而在今天人们沉醉于这条街道的异域风情及其传奇性的时候,这些复杂纠结的历史动因及其背后的屈辱体验却有意无意被从记忆中删除了。应该客观地承认,中央大街建筑和街道风貌的异域色彩与早期被殖民和俄侨移民文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初这种畸形的繁华都市胜景,其背后伴随着晚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民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个以铁路附属地为名义的沙俄殖民地,以及随后作为“北满”重镇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资本力量对东北大肆掠夺的前哨。因此,说哈尔滨较早与资本全球化进程扭结在一起,这并非妄言。

哈尔滨于1907年开埠通商,原本这里只是一座自给自足小渔村。1895年,俄国人赴松花江考察,绘制出松花江两岸目测图。图中明确标出了几十处村庄,这就是今天哈尔滨肇始之初的轮廓。(见图1-1)
俄国人之目测图俄国人在《中俄密约》签订前一年(1895光绪二十一年)溯松花江秘密考察。果科沙依斯基绘制的松花江两岸目测图第18页明确标出了“哈阿滨”“哈阿滨烧锅”等几十处村庄[1]

图1-1 俄国人之目测图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取得在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境内修筑铁路的权利,密约的签订伴随而来的便是整个社会形态的急速改变。哈尔滨犹太人史学专家李述笑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中东铁路修筑之后,短短的几年内,特别是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哈尔滨的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农业人口的构成,从各方面来看,到1907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的规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尔滨这个城市已经可以和中国国内的很多城市相比了。到二十年代,哈尔滨已经可以和京津沪杭并驾齐驱了。”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包罗万象的摩登之城,哈尔滨仅仅用了二十几年。那条满载侵略者野心和幻梦的铁路已让这片遥远的东方乐土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与风云变幻的世界接轨。

世界近代史本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的历史,中国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一个被殖民的角色。殖民空间在经历了百年历史与现实的洗刷之后,试图以一幅全新的面貌呈现世人,但其表层空间背后仍然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文章《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指出,存在一种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不同的空间类型,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其定义为“差异地点”,同时列举了“差异地点”的六种特征,殖民区正是这种差异地点的典型类型。“差异地点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开展了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后一类型并非幻象,而是补偿性差异地点,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2]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似乎是对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空间场景的印证。最初的中央大街,本是为了卸运铁路材料在芦苇地上碾压而成的一条街道,后因中东铁路工程的加速而聚集了大量的中国劳工,中国人开始在道路附件筑屋安家。这时的中央大街的名称是“中国大街”。但随着沙俄殖民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中国大街开始被殖民者租卖招商,大兴土木,一时间商贾云集,洋铺遍布。此后,中国大街渐渐名不副实,中国人不得不逐渐迁居到更远的道外等周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前苏联的内战致使十几个国家的侨民云集到哈尔滨,中央大街开始声名鹊起,迅速变成移民者的天下。中国人居住的痕迹很快全然消失,替代中国大街的是一座外国流亡者和外国资本的乐园。外国势力的强行注入,使得本土传统及其生活方式被推到城市文化的核心圈之外。1928年7月,中国大街被当时的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更名为中央大街,其作为城市空间的核心的意图在新的命名中袒露无疑。而在这一核心中,多方外国势力的渗入使得这条大街成为不同背景资本相互角力的国际竞技场,资本的输入与角逐也加速了相邻街区的现代化(欧洲化)建设进程。多国移民或殖民者在这片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设想建设自己的家园,一度使这条街道的建筑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流派,欧洲近三百年的建筑文化发展,在中央大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快,中央大街在远东地区闻名遐迩。最终,中央大街和城中一度比比皆是的教堂、会所和现代化繁华大商场一起,使哈尔滨博得了“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的“美名”。但也正是这一命名和“美誉”,暴露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哈尔滨的所谓现代化开端,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东方对西方的模仿和复制,是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殖民性行为,而中央大街作为城市空间的文化核心,显然在整个城市文化空间的构筑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与此相对,具有本土色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则渐渐被排斥和挤压到次等空间甚至城市之“外”,并蒙上了混乱和残破的污名,比如对“道外”的命名以及可见的对“道外”的描述,既显示出某种化外之地的命名意图,又显示出对其污秽、病态和混沌状态的指斥。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大街上仍是以平房为主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大街上仍是以平房为主

一战之后的中国大街主要建筑已落成

开埠之后的中国大街——新盖的楼房逐渐连成一片,开始建起三层高楼
1910年的中央大街街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许多有着被殖民经历的国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了重新整合,这种“去殖民化”的努力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存在着。但是,无论是在人们的历史记忆深处、还是人们当下生活的现实空间,被殖民的烙印依然未能完全消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实际来自于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这种制度使得殖民地政府得以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群体认同,并在其后的社会生活脉络中表现为新的社会事实。中央大街曾经被殖民者构建成自己异域的家园,也被视为犹太人的避难乐园,对于那些旧俄和东欧故国的侨民来说,哈尔滨在某一方面正寄托着他们对自己曾经的生活空间的强烈怀念和想象,而一旦他们把这种想象转化为具象的文化符码和空间形式,并使其在哈尔滨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对于生活的文化想象也就深入到哈尔滨本土居民的意识当中。到如今,中央大街被打造成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正是这种建构于上世纪初的文化想象幽灵般地重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近代殖民主义将其遗产留给了现在和未来,从而塑就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历史轨迹。我所提议的是,倾心于殖民主义及其遗产导致了一种过去控制当代现实的观点,而漠视了由当代权力重构所导致的历史遗产的重新配置。”【4】就今而言,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重新配置,中央大街虽然渐渐不再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经济核心,但在文化意义的生产上,它却客观上造成了对哈尔滨其他空间之意义生产的压抑,也造成了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中央大街自身记忆的忽视。对这些记忆的追溯,将使我们认识到,当下的“重新配置”过程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后殖民的色彩。

[1]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编.哈尔滨旧影大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3、17.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3]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编.哈尔滨旧影大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3、17.

[4]刘东主编.[美]阿里夫?德里克 殖民主义再思索: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民族[A].中国学术[C].2003(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l19 .

(本文涉及一些历史资料,描述正确与否还待研究,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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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1. 布拉瑞

    說到中俄密約,幾個月前台北故宮正好展出了清末民初的諸多條約,包括江寧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最早的不平等條約),中俄密約也在其列。相比於其他條約厚厚一疊,中俄密約很薄,幾頁而已。幾個主要的條約台北故宮都有製作複印件供遊客翻閱,條文正本則是於玻璃櫃內展出禁止觸碰。可惜中俄密約並沒有複印件,無緣閱讀其中內容。不知何年何月還能再展出?也許可以透過哈爾濱的有力人士請台北故宮致贈複印件給哈市政府~~

    有趣的是在清廷與列強簽訂的諸多條約中,所有涉及割地賠款的條款都是用「天朝開恩賜予汝等疆土」的語氣。譬如說香港的割讓,中文版條約的寫法就是「考慮到英國船隻在遠東的修繕問題,天朝開恩割讓香港供英國船隻停泊駐足」之類的用詞,很好玩。

    • ich

      @布拉瑞

      满清一向封闭自大,认为西洋之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洋人不过是蛮夷罢了。即使输了,也要掩耳盗铃,以“恩赐”的姿态来对待不平等条约。
      哈市市政府肯定有中俄密约的中文版,要是拿到俄文版就好了,对比对比,肯定有趣。

  2. 啊,这么回事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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