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苏联姥姥”

作者:刘克纪,本文原载于《生活报》2010年8月26日

作者简介:刘克纪,国家一级指挥,生于天津,长在北京,现居哈尔滨。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接受了音乐教育,是我国老一辈指挥家黄飞立、秋里的学生。自1985年起担任哈尔滨歌剧院副院长,曾任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从事指挥工作三十余年来,先后指挥过三十余部各类歌剧、五十多套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和上百首大型合唱作品。多次应邀赴俄罗斯客席指挥交响音乐会,经常与俄罗斯、美国、法国、韩国的音乐家合作演出,还数次出任国际和国内音乐比赛评委。1991年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交流访问。现为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合唱协会副会长,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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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身材,深深的眼窝,棕色头发,褐色双眸,略高的尖鼻子,清瘦的面庞,平时总爱扎着干活的围裙,这就是我的苏联姥姥。

她整天忙碌着,买菜、烧饭、缝补、洗衣、种菜、养花 …… 一刻不闲。

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一双手”,那就是她的手,是粗糙的。那一双腿由于长期的劳作青筋暴跳、血管曲张。

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们家的保姆,是在我们家累成这样,不是。劳动 —— 这是她的习惯,是她的需要;操劳 —— 是她对家人和身边人的爱护。

她不是我们的亲姥姥,但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是比我们亲姥姥还要亲的姥姥。

平时一讲到这总会有人插嘴:“我说看你怎么长得有点像外国人呢!”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任凭我怎么解释也没用。

记得她1949年到我家。我1944年出生,那时我五岁。我们兄妹五人,前面三人是男孩,下面有两个妹妹。真就象计划生育一样,我们兄妹之间各相差两岁。姥姥来时我小妹妹还没出生呢!

听大人讲,父亲年轻时曾在哈尔滨读书,苏联姥姥的混血女儿索尼亚是他的初恋女友。一场重病夺走了索尼亚的生命,使苏联姥姥失去了心爱的女儿,而父亲失去了未婚妻。几年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姥姥头上,她那当司机的中国丈夫在兵慌马乱的岁月中失踪,姥姥苦苦等待了他多年仍杳无音信。

这连连重击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父亲闻讯多次去信哈尔滨,表示愿意把她接到家中赡养。

1949年,苏联姥姥终于来到了我们在天津的家,那年她五十六岁。

接纳、赡养苏联姥姥,这是我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善举。父亲堪称了不起,母亲的胸怀更是伟大。想到这,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其实她没有多少文化。偶见她写封信,字体潦草,连标点符号都没几个。来我家时,随身只有两本书:圣经和一本锈迹斑斑、残缺不全的俄罗斯民间童话。

厚厚的童话书似现在的《365夜》,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姥姥那温柔的朗诵声中进入梦乡。

《三头凶龙》、《美丽的华西丽莎》、《拇指男孩》、《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伴我们走过了多彩的的童年。我不由地联想起普希金童年时代家中的保姆,从她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未来的大诗人汲取了多少丰富营养!令他自己受益终生。

姥姥又找到一本识字课本,教我们认识了三十三个俄文字母。就这样,一句中文也不会的她奇迹般地教会了我们兄妹五人读书。 有了这第一步,我们几个愈发不可收,如狼似虎地啃起书本来。

直到上初中,我读过的俄文原版书比中文书还要多。高尔基的三部曲、《普通一兵》、《古里雅的道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团的儿子》、《静静的顿河》、《真正的人》、《日日夜夜》、儒勒·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一千零一夜》……不胜枚举。就连《水浒》、《三国演义》我都是看的俄文版的,在北京101上初中时我读起文言文还有些吃力,可这些中国古典名著译成俄文就成了大白话,通俗易懂。

姥姥信奉东正教,房间一隅的高处挂着圣像,一盏小油灯长明,火苗不停地扭动着那娇小的身影。

有时我都睡了一小觉,醒来时眯缝着睡眼惺忪的双眼,看着她在微弱的灯光下披着长发、穿着白色无袖的长睡衣、跪在圣像前的地毯上虔诚地祈祷。嘴唇微微颤动, 从过去说到眼前,再说到将来;从我们兄妹的学习说到全家的健康……语调委婉 ,长跪不起。

她经常带我们去天津最大的东正教堂做礼拜。记得大胡子神甫伸过他那肥硕又柔软的手要你亲吻,之后再用圣水在你前额画上十字。四周烟雾飘香,烛光闪亮,圣咏回荡……

不许说天上没有上帝!那要遭雷劈的!为人要诚实,心地要善良,待人要礼貌 …… 在她的培养下我们兄妹个个乖巧可人。

就餐时她坐在长桌的一端。家人没有到齐不能动碗筷,胳膊肘不能放桌上,嚼东西时要闭咀,喝汤不许出声……这都是她要我们养成的好习惯。餐毕离席必定要先问上一句:“谢谢姥姥,可以离开吗?”

事无巨细,从背书包、戴领巾、剪头发、修指甲,以至到走路姿势、卫生习惯 …… 样样她都要过问。

苏联姥姥的邻里关系真是好极了,邻居也和我们一样亲切地叫她“巴布什卡”(俄语“姥姥”的意思)。尤其是一墙之隔的刘伯母家,那几岁的小姑娘秋丽就像长在我们家,和她形影不离,姥姥叫她“秋丽卡”。还有在圆明园农场当司机的热心邻居闫浩平也长年出入我家,姥姥有时让他尝尝自己做的饭菜,还为他取了俄文名字“瓦尼亚”。瓦尼亚也是投桃报李,有时会给姥姥拎回来两只农场饲养的北京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姥姥有了喝一点小酒的习惯。围裙兜里经常揣着北京二锅头的小扁瓶,到矿院小铺买一提溜 —— 二两老白干儿。矿院小铺、五道口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她,只要她去买东西,态度极好。

然而有一次她买菜回来十分沮丧,许久不说一句话。之后她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我们:在附近的五道口商场买菜时,她先买好了猪肉,又在另一处买了牛、羊肉,一样样往草筐里装。她把纸包的猪肉拿出来放在了案子上,再把牛羊肉装到草筐最下面。营业员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端来一盆碱水,阴沉着脸开始用草根刷子在姥姥放肉的地方用力蹭了起来。姥姥这时才恍然大悟 —— 惹祸了!这是回民买肉的地方!—— 又行礼、又作揖,连陪不是,就差没哭了出来。回到家她这口怨气还没消,埋怨自己,深深悔恨,无限内疚。

姥姥好客,她在北京的几位俄罗斯朋友经常光临我家。记得有柳茨娅阿姨一家,有给作家肖三一家当保姆的芭莎阿姨,还有卡芭阿姨……。她的拿手好菜是腌青鱼、青冻、土豆沙拉、白菜卷、牛肉饼、油炸包、红菜汤……等。

酒过三巡,饭桌挪一旁,椅子摞起来,在姥姥的授意下该我和哥哥出场了,酒会将掀起高潮。在俄罗斯人的酒会上怎能少得了手风琴?—— 手风琴手永远是各种聚会上最受欢迎的人! 我挎上手风琴,几个和弦奏响,客人们早已按捺不住开始翩翩起舞。《秋叶》、《在满洲里的沙丘上》、《黑龙江的波浪》 …… 这一首首俄罗斯圆舞曲绵绵悠长,细品总是透着淡淡的忧伤。跳到高兴处,柳茨娅阿姨嘴里叼着餐刀跳起欢快的格鲁吉亚《列兹金卡》。我和哥哥的二重唱一唱就是半个多钟头。《山楂树》、《海港之夜》、《不要忘记》、《小船上》、《早安,亲爱的》……一首接一首连绵不断。这酣畅淋漓的表演唤起了外乡人多少辛酸,攥取了异乡人多少眼泪!苏联姥姥五音不全,别人唱歌她只能跟着击掌。也不擅长跳舞,别人跳舞她多半是在一旁观望或迈着小碎步随音乐轻轻扭动着身躯。但满意、欣赏、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纯朴的感情全挂在她那张幸福的脸上。

1963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意外地分配到姥姥曾经生活过的哈尔滨。夏日的哈尔滨 —— 路旁绿树成荫,江边游人如织。那淡黄色的小平房,房前绿色的矮篱笆墙,丁香花,石头道,高大的教堂……都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宛如一幅幅精美的油画。我走街串巷,徜徉在俄罗斯风情的建筑中,欣赏着这对我有着厚重亲情的城市。我构筑遐想的空间,想象着姥姥在这生活的剪影。这里,有她青春的记忆。在这里,她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姥姥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哈尔滨,而如今,她的身影似乎又处处都在陪伴着我。我品味着、陶醉着,四周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可亲!

一年后我第一次享受探亲假时,兴奋地向她讲述了我的哈尔滨印象。她笑眯眯地频频点头,沉浸在往事中,享受着回忆带给她的甜美。第一次回北京带给我心爱姥姥的礼物是哈尔滨的红肠、大列巴和两瓶贵州茅台酒。

1963年。因为没有带“右派分子”的父亲照这张“全家福”父亲十分生气

然而她在我们家没有享到福。

中国矿业学院1953年从天津迁往北京。初建的北京矿业学院四处工地,一片坑坑洼洼,生活、交通极不方便。虽然两年后我家的生活逐步走向正常,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父亲未能幸免,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从此家庭生活一落千丈。在学院当讲师的父亲被强制在北京电机厂锻工车间劳动改造,当锻工,几星期回一次家。全家七口人只能靠母亲微薄的四十二元工资艰难度日。

我和哥哥学会了勤工俭学,寒暑假里或在公社养猪、或在清华大学实验工厂做工,还曾拿着麻袋、挎着算盘摆地摊儿收购废品。

那时我们兄妹身上都穿着补丁衣服,但它们都被姥姥浆洗、熨烫的干干净净。她居然还发明了面袋子背心,给我们哥几个套上自己用粮店的面口袋做成的背心。虽没弹性、密不透风,但你能想象出它该有多结实、耐用!

1961年父亲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仍然安排在工厂教育科工作,实际上继续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之后我去哈尔滨工作,哥哥考上北京外语学院学习,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家里生活逐渐好转,苏联姥姥的脸上也开始露出久违了的笑容。

好景不长。中国多灾多难,“天灾”之后更大的“人灾”降临百姓头上。伟大领袖一挥手,地球也要抖三抖。中国人民又开始折腾了。没有外患,没有入侵, 在国外一些人的笑声和加油声中,中国人开始自己整自己。

姥姥在运动开始时就吓坏了,红卫兵三天两头来家里抄家。爸爸除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外又背上了“苏修特务”的恶名。红卫兵搬走了收音机,说是父亲偷听敌台。家中整整一面墙的精装俄文名著被他们撕烂、烧毁。他们翻箱倒柜,翻出弟弟的一幅习作“日落西山”,质问他画日落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和企图?大妹妹则从农大附中被同学抬着回家,她被联动分子踹倒在地残酷殴打,头肿的像西瓜。苏联姥姥走在街上,有人开始向她扔石子……姥姥的心在滴血!

她有了离开的念头。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是苏联国籍,然而在苏联和中国她都没有亲戚。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养老院,选择回国到喀山市一处养老院度过余生。

我们个个自身难保,谁也帮助不了她。她显得那样无助,整日愁容满面。我们无法向她解释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怎么了?好端端的日子怎么不过了?都疯狂了?人性扭曲了?——简直就像世界末日来临。

我想当时最痛苦的莫过于我的父母。1949年把姥姥请到我们家来,发誓赡养、照顾她一辈子。而现在,在她风烛残年之时,眼看着她孤独地离去……父母不知为此流了多少眼泪!大悲呀!大苦啊!

1967年姥姥走后曾来过几封信,头两封问寒问暖,后几封是责骂,说我们没良心,辜负了她的养育之恩。殊不知我们收到的信都是拆封并开验过的!那时写回信就是里通外国,根本不可能啊!

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拆散了我们家,一家八口,天各一方。大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查哈阳农场教书,我在哈尔滨歌剧院接受工宣队的再教育,弟弟在陕西农村插队,两个妹妹在山西盂县插队,母亲随矿院迁往三线 —— 重庆郊区的山沟里,苏联姥姥回国。只剩下父亲独自在北京,在电机厂接受批斗,继续监督劳动。

斗转星移。文化革命结束了,中苏关系回暖了,有人往苏联喀山那边去。哥哥求人,请他去养老院看一看。

带回的消息令人哀伤,苏联姥姥过世多年已注销了户口。可不是吗,她走时七十三岁,再加上在我们家没有享到福,身体欠佳,如果她那时还健在,应该已是近九十的人了!

和姥姥分别已四十多年了。没有辜负她的培养,我们兄妹几个成为有修养、有教养、正直的人。每当我们相聚,回忆起命运多舛的苏联姥姥时 ,都黯然神伤 ,泪沾衣巾,胸口隐隐作痛 ,久久不能平静。

您怎么不再等待?怎么不再忍耐十年?等到阴霾散去,等到阳光重洒中国大地!因为 ,因为 ——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您!

父母赋予我们生命,而姥姥却给予了我们足够享用一生的教诲。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为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气质,我们的情操……都是她辛勤教育的结果。

今年,2009年,是苏联姥姥——玛特罗娜••菲利波夫娜•肖——到我家六十周年。

仅以此文怀念她。愿她在天国饶恕我们的一切过错,愿她在天国永享在人间她没有得到的太平。

2009-4-5 清明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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