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和丈夫莫桂新

文字作者 / 郑加真;配图制作 / 东北酸菜

张权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一生最爱唱的歌曲,歌声婉转悠扬,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期盼。这首歌也倾泻出她和丈夫莫桂新之间生离死别的全部情感。听了,催人泪下。

部分张权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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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才女貌 夫妻情深

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张权,与莫桂新于1936年同时进入杭州艺专声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莫桂新出生在天津,比张权大两岁,南开中学毕业。抗战爆发,杭州艺专内迁,他俩随之辗转流亡,经黔、湘、滇数省,最后到陪都重庆。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美丽端庄的新娘和潇洒英俊的新郎令人称羡,都说是天生的一对儿。婚后,两人在重庆主演反战歌剧《秋子》,连续演出50多场,轰动了整个山城。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观看了演出,对张权和莫桂新的演技和歌唱十分欣赏。

抗战胜利后,他们举家北上,移居天津。两年后,夫妻俩第一次分开了。1947年6月,莫桂新依依不舍地送别张权搭乘“戈登将军”号轮船离沪赴美进修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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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在海上漂泊了20天,到达旧金山时口袋里只剩下15元钱。她在举目无亲的国度里自立谋生:做保姆,打扫公共宿舍,当图书馆管理员……9月,她进入纳萨瑞斯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舒伯特、舒曼、李斯特、施特劳斯等人的艺术歌曲,掌握了高超的演唱技艺。一年多后,她获奖学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先后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音乐会及歌剧独唱家证书。当时中美没有建交,英国和意大利为争夺人才,曾以优厚待遇邀请张权去深造或加入他们的演出团体,均被张权谢绝。

1951年9月20日,张权在周总理的邀请下冒着风险毅然搭乘英国轮船回到祖国。

当她双脚踏上祖国大地时,真想痛哭一场。就像一首歌里唱的:“胡桃花开吊吊长,远离家乡想亲娘,娘想儿来想到老,儿想娘来哭断肠……”

她与当时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的丈夫莫桂新团聚了。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15号一个四合院里安了家,这是一段最温馨安宁的时期。1953年,随着小女儿莫燕的出生,家里更增添了欢乐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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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与莫桂新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张权参加了《王贵与李香香》的序幕领唱;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晚会上用俄语唱苏联歌剧《青年近卫军》中的两段咏叹调;在纪念民主德国国庆节晚会上唱了李斯特的《萝列莱》时,一些德国人把帽子抛向空中,跑进后台用德语对她说:“你肯定是在我们莱茵河畔长大的!”

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歌剧《茶花女》,是张权艺术的鼎盛时期,轰动了整个京城。她精湛的艺术造诣和高水平的歌唱艺术博得极大好评,连续演出100多场而不衰。她被媒体誉为“东方茶花女”。

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表扬了她的爱国主义精神,赞扬她的艺术成就。那年,张权刚37岁,正值最好的年华。

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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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记者姚莹澄为完成上级布置的鸣放任务,去采访张权。张权响应党的号召,直言不讳地谈了单位领导存在的问题。姚莹澄回去后整理成文,以张权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我》的文章。不久,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张权被打成“右派”。

张权在文中直言,她刚到北京人艺时,有的领导公开讲,“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知道后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中国实验歌剧院第一次上演歌剧《茶花女》,张权作为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无疑是剧中女主角薇奥列塔的第一人选。然而,歌剧院领导却安排了一位来自延安、唱民歌的院领导夫人主演薇奥列塔(后由于那位演薇奥列塔的演员实在力不从心,才把张权提上来)。这显然不是公正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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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篇《关于我》的文章,张权被院领导视为“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工资连降三级,暂留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而莫桂新则因“解放后隐瞒历史”,加上鸣放期间“攻击肃反运动,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送往兴凯湖农场劳改,不到三个月就病逝了。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张权夫妇双双成了“右派”,而且采访张权的《文艺报》记者姚莹澄和她的丈夫——《文艺报》副总编唐因,也双双落网,都成了流人夫妻……

周总理得知张权的情况后,曾指示文化部长夏衍予以适当照顾。

1958年,张权被多次批判后被遣送黑龙江安达(即现在的大庆,当年是萨尔图牧区)劳动改造。夏衍部长事前曾与哈尔滨市委负责选调具有专业特长的“右派”去哈尔滨工作的马楠同志(军队中最大的“右派”——儒将陈沂的夫人,随丈夫下放到哈尔滨市任文化局长)提到张权,说:“有这么个人,可以调去用,这人是个南方人,在运动中夫妻双双出了事,丈夫下放北大荒不久就去世了,她一个女人,带着一家老小在北京,看来目前北京的环境对她有不尽适宜的地方,你们调去可以发挥作用。她就是演过《茶花女》的歌唱家——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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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马楠赶到哈尔滨车站,从北京开往安达的火车上中途拦截,〖马楠当时自己也是右派,有勇气!〗张权才有幸被留在哈尔滨市。

1961年3月18日,黑龙江音乐史应该铭记这一天,由于受难的音乐巨星来到了哈尔滨,她的歌声从此激活了这座美丽城市以至整个东北三省。

哈尔滨之夏的由来

当年担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的牛乃文回忆说:张权来哈尔滨后,她没讲任何条件,只是说想唱歌。她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呼兰县,一炮打响。到了5月份,举办了一场“张权独唱音乐会”,内部演出,不对外售票,因为她的“右派”帽子没摘。她演唱的《月亮颂》、《茶花女》和中国民歌,唱得丝丝入扣,确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

事后,张权兴奋地说:多少年没这么唱了,哈尔滨给了她温暖,给了她鼓舞,是她施展才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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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被安排在哈尔滨市歌舞团,她那为祖国献身音乐事业的热情被重新激发起来,在半个月里连续开了13场独唱音乐会。

1961年底,张权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她的积极性更高了。虽然家境困难,环境艰苦,她并不在意,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艺术上。

哈尔滨之夏是美丽的,具有张权认同的音乐感。松花江的绿树轻舟,街道公园的丁香簇簇,唤起她歌唱的欲望。她想:外国一些城市都举办音乐节,如维也纳音乐节、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哈尔滨也应办一个。她多次同省市领导和文艺界同志谈起,可不可以举办具有哈尔滨特色的大型音乐会,起个名字,让它年复一年办下去,推广开来。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上下一致的支持。在她到哈尔滨以后仅仅4个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问世了。她上台专场演出,又场场到会工作,她为这束盛开的音乐之花而不遗余力,兴奋不已。

哈尔滨歌剧院的成立

1962年3月,张权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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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周总理让张权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次全国政协大会的。

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她上台唱了一首《绣荷包》,这是张权在首都舞台上销声匿迹4年之后第一次登台歌唱。她的感情交织着自己是“摘帽右派”身份的自卑感和今天能够重新在北京唱歌的兴奋。

这时,周总理健步来到会场。张权的歌声一落,总理一面鼓掌,一面来到台前与她握手,并说:“好久没听到你唱歌了。”

握着总理的手,听到总理关切的话语,张权已泪眼矇眬。

总理还利用和张权跳舞的机会,详细地询问了张权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谈到莫桂新在北大荒去世时,总理停止了舞步,安慰张权说:“孩子们都好吗?他们之中有没有可以培养干你这一行的?如果有,应该设法到音乐学院学习和深造。”

在政协会议期间,张权写出提案,建议成立哈尔滨歌剧院,作为试点培养歌剧人才。总理看到提案后对张权说:“你的提案我看到了,很好。对人民事业就应该大胆建议。”

会后不久,哈尔滨歌剧院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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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茶,一席话

张权在北京举办了10场个人独唱音乐会,每场都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不停地返场加唱而欲罢不能。总理特地指示当时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文化部长夏衍宴请张权,表达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

后来,文化部专门组织了11位女歌唱家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节目进行到张权出场,她正演唱第二个歌,总理赶来了,听张权唱完第二首歌,总理立即从座位站起来拿起一杯热茶水,送到台前递给张权。

张权接过这杯茶,向总理深深鞠躬致谢。

在给文艺界举办的音乐演唱会上,王震将军也去了。演唱结束后,王震对张权说:“快过年了,到我家来过年吧。”〖没想到王震这个“大老粗”,居然也有几个艺术细胞!〗

在王震家的年饭桌上,王震对张权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当年从美国回来不容易啊,你们要理解她,不要背家庭包袱。”

然后,他又亲切地问张权:“你唱歌那天看见我旁边坐着谁?”

张权说:“看见了,你旁边坐着周总理,还有一个人,不认识。”

“那人是罗瑞卿大将。”

“你们三人总在说话,好像没听我唱。”

“我们正在讲你。我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和罗瑞卿同志介绍了。罗大将很钦佩你的爱国思想,对你的遭遇很感不平。这时候,周总理特意叫人拿一杯茶给你送到台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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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茶,一席话,令张权永世难忘。

北大荒有人才

当时,在“反右”斗争中被扣上“罗章联盟”的大“右派”罗隆基,也去听了张权的独唱音乐会。他坐在会场后面。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中间休息时,罗隆基还到后台给张权献花。

几天后,罗隆基对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提起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彩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哪,没有经历生活的一番苦,就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1962年,王震路过哈尔滨时看望了张权,当时北大荒正遭受自然灾害,精简机构,一批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文工队员需要安置。

王震问张权:“北大荒有一批唱歌跳舞的人,能不能转到歌剧院来?”张权不敢回答。以她的处境她能说什么呢?她说:“这我说不好,得问院领导。”

王震说:“你是专家,我就是问你。”

张权说:“行,北大荒有人才。”王震听了,高兴极了。

没过多久,果然垦区有一批年轻文工团员连同文工团团长马杰转到歌剧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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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不让她退休

“文革”开始后,张权再一次受冲击,她竟有十年被禁止演唱,并被扣上“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等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当她看到红卫兵在“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上,肆无忌惮地对被揪斗的省委领导和其他同志进行灭绝人性的污辱,会后她不安地对另一位演员说:要是揪斗我,剃我“鬼头”,我事先把染蓝了的军帽戴上。不幸的是,这位美丽端庄的女歌唱家还是被剃了“鬼头”,被踢伤了腰骨。但,她忍住伤痛,吞下眼泪,默默地洗涤造反派扔给她的演出服,缝制样板戏服装,给乐队抄样板戏总谱……

她一直没有忘记总理对她的教导、关切和爱护。她说:“我的这些痛苦,比起党和国家所受到的损失,算不了什么。只要党和国家有前途,就是人民的幸福。”

1977年,张权面临退休。她无奈,只好回到苏州,多方奔波,户口落不上,进退两难。她见到了王震将军,嗫嚅地说:“王老,想告诉你,我要退休了。”

王震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退什么休?我们这一头白发的人还在干!”

张权眼眶湿了:“你不要误会……”

王震说:“你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北京吧。把你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来,我给你反映,你愿意在哪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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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权就到北京歌舞团报到了。

1979年,遭“四人帮”扼杀而停办多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终于恢复了。音乐会特邀张权为倡导者,并同她的女儿莫纪纲举办“母女独唱音乐会”。

此时,张权身体虚弱,为了保存体力和嗓音,她在连续演出的间隙里,晚间在床头用笔与女儿交谈。到了舞台上,她精神饱满,美丽庄重,不靠音响和灯光,只有她与钢琴伴奏的密切合作下从她心中流淌出饱含情感、动人心弦、甜美纯净的歌声。全场听众屏气倾听,如醉如迷,继而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年近花甲的张权永葆她艺术上的青春,然而,当她每次走出鲜花和掌声,回到台后,她会陷入凄苦的回忆,想念20多年前猝死在兴凯湖农场的丈夫。

莫桂新的死,对她来说,始终是永远的痛。

莫桂新之死

2002年3月9日,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录了北京94名死于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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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的文艺评论家杜高看到这份“调查表”后认为,这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传出来的。杜高发现其中有莫桂新的名字,他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记表复印后,转给莫桂新的小女儿莫燕。

莫桂新1958年去世时,莫燕仅有5岁。看着父亲的死亡登记表,莫燕沉默了许久,她不愿回忆往事,她说:“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莫桂新遭到劫难,始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凭着歪曲的事实和罗织的罪名,莫桂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据“调查表”记:“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据“调查表”记,收容莫桂新的日期为1958年2月15日。那天,中央实验歌剧院通知莫桂新和张权下午一起去院里开会。离家时两人同行,晚上回来时仅张权一人。

莫纪纲和莫纪岚曾去探监,北风刺骨,姐妹俩排着队边等边哭。当她们终于见到爸爸时,哭着扑到爸爸怀里,莫桂新嘱咐她们:“你们要听你妈妈的话。”并用胡子扎了扎孩子稚嫩的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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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莫桂新认罪态度好,当了牢房组长,他劳动积极,每次扫厕所时都非常卖力。

当张权最后一次去给莫桂新送衣物时,竟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上一面。

莫桂新是在1958年5月8日离开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农场。那天夜里,数辆押运犯人的带篷卡车停在收容所门口,车头上架着机枪,探照灯把院子照得通亮,荷枪实弹的军人站立两旁。莫桂新和几百名“右派”扛着铺盖卷上了卡车,被直接押送到前门火车站。

在兴凯湖农场,“右派”们主要干两种活:一是背草。在荒草甸子里把打下来的草运往场部,准备冬天烧炕用。每天背草要走两个来回,约60里路。莫桂新每次都尽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沟。为了把湖甸子的水弄出去,便于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铁锹挖8立方米土,膀子都快累折了。大伙儿都拼命干,以此来减轻心理痛苦,净化心灵,争取早日“摘帽”,与家人团聚。

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20多个都是惯偷和无业游民。“右派”中,有打“小报告”、以求邀功赎罪的人。〖这叫“以右制右”。〗有的管教还利用刑事犯来整“右派”。〖这叫“以人民内部矛盾监督敌我矛盾”。〗在一次批斗“右派”的会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纵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粪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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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难友杜高回忆:他和巴鸿〖北影导演〗比莫桂新晚到兴凯湖农场,分在八分场。两人很快被抽调到总场由劳教犯和劳改释放犯组成的文教队,那里集中了京剧、歌舞、曲艺和话剧等多方面人才,任务是配合政府给“两劳”人员“演出节目”,宣传“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

8月的一天,杜高在总场礼堂门口,看见七分场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来到总场,莫桂新高举红旗走在前面。莫桂新告诉杜高,他现在还不错。当时莫桂新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好。报喜队伍走后,旁边的管教问杜高,刚才跟他谈话的是什么人。杜高说,这个人又会唱歌,又会指挥。管教说,你马上把他的名字写给我,我把他调到总场文教队来。杜高听了很高兴。万没想到,莫桂新没等到这一天,就突然病倒了。

难友王宏韬回忆起莫桂新病逝经过:8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得不干净,〖更可能是病猪。〗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子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他也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病故的,就不知道了。他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里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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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友巴鸿在总场见到了莫桂新最后一面。他说:“那天我正在总场礼堂(剧场)台上排戏,有人从大门外进来偷偷告诉我,莫桂新被七分场送来总场医院了。当时必是重病号,分场治不了的才送总场医院。赶牛车的人正在休息,车就在礼堂大门口。我马上跑到大门外,就见有一辆牛拉的小排子车,上面躺着一个被毯子盖着的人,我跑去一看,果然是莫桂新。但是他闭着眼睛,我叫他,他可能已经听不见了,没有反应。莫桂新本人是蛮英俊的,个子也蛮高的,可是当时脸也小了,个子好像也缩小了。我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反应,牛车往医院走了。第二天我随文教队去其他分场演节目,回来听说莫桂新已经去世了。埋莫桂新的坑说不定就是我挖的。当时总场文教队担负着一个特殊任务:每年4月到10月不上冻期,要预先在坟场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备使用。我当年曾参与挖坑。”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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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岗是埋葬死亡劳改、劳教人员的坟地,位于兴凯湖边,离总场约十多里路。它是湖水长期冲击沙滩后,形成的一道高约十米的土丘。总场医院死了人,就把尸体弄上车,拉到太阳岗埋掉。

1958年8月15日,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同年12月,难友王宏韬调到总场文教队后,曾与巴鸿谈起莫桂新之死,两人还专门跑到太阳岗去寻找过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见一块写有“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后来,连那块牌子也没有了。

莫桂新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退还给了家属,其中一块高级手表和一块蜡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儿那里,成为永久的纪念。

巨星的陨落

兴凯湖农场是张权心中永远的伤心地。她曾对音乐家李凌说:“莫桂新太不幸了,他很爱我们的女儿,所以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去墓上看他。”但她终于没有勇气踏上那块伤心地。

1993年6月16日,中国音乐殿堂的一颗永不熄灭的巨星张权,因肺癌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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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张权和莫桂新举行追思亡灵弥撒。他们的婚礼当年就是在教堂举行的。张权的遗体和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颐和园后身的天主教墓地。

从1961年到1978年,张权整整在哈尔滨生活、工作了17年,她的歌声将永远回荡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她倡导的“哈尔滨之夏”将世代传承、历久弥新……

1979年7月24日,女歌唱家张权和她的女儿莫纪钢,在“哈夏”音乐会上举行了联合演唱会,连演8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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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一个时代的音乐女神,一个泣血而歌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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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哈尔滨市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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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酸菜

郑克,笔名东北酸菜,东北酸菜赏翠花天涯博客博主,联系方式:zhengke10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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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评论

  1. Goldman

    共同的命运,相似的年龄,相像的容貌,相近的人生轨迹,以及相隔六十年的重逢,让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他们一家人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亲切……永远怀念张权阿姨和莫桂新叔叔,像他们那样工作和生活,为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奉献毕生的心血……

  2. 不能忘却的历史:莫老师的爸爸妈妈。

  3. 匿名

    当年我是一名学生,(1979)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专门给张权,莫纪刚母子音乐会卖节目单了。现在看了这个文章越发感到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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